远在100年前，在波兰华沙的“孤儿之家”，就有一位温煦的大人──柯札克院长，为了实践了他的人权与教育理念，大胆的让院童自组“儿童议会”，并由院童议员订定法律后，交由“儿童法庭”中的成员，审理孤儿院中的各种疑难杂事。
柯札克先生想要建造一个适合小孩生存的环境。他除了照顾这群无依的孩子得以衣、食、住无缺外，也给了他们最大的自由，和绝对的信赖。柯札克先生相信，只有孩子最了解他们自己，他们当然可以通过自身的参与和共同的讨论，去决定要如何发展自己，以及在共同生活的场域中，如何达成自治与自理。
这样的精神，直到1989年，才重新改写了人们对“儿童权利”的看法。
那一年，由联合国所颁布的“儿童权利公约”，不仅让之前的“儿童权利宣言”有了“法”的效用外，也让“儿童权利”的概念，由基本的生活保障，提升到“儿童不只是受保护的对象，也是行使权利的主体”。
我们可以说，这部“儿童权利公约”完整的继承了柯札克的血脉。柯札克的那些进步观点，让人类的历史有了跃进的可能。因为，儿童的生存权、发展权、受保护权、参与权自此有了民文规定，且因为柯札克精神的影响，使得世人体认到儿童不应该是成人的附庸，成人必须放手让儿童有“做自己”的权利。也唯有如此，成人与儿童才有可能在新的共生关系中，共创和谐的未来。
柯札克一生为儿童付出、奔走。年轻时，他是一位小儿科医师，也是一位教育者、思想家、儿童文学作家。中年时，他承接了两家孤儿院院长的职务，分別照顾犹太和波兰的战争孤儿、政治犯子女、以及贫穷无依的孩子。
柯札克曾说：“医生的职务在救命，教育者的职务在赋予儿童做为人的权利。”在辞去医生职务后，他继续照顾院童的健康，除此之外，就是穷一己之力，为落实儿童权利而努力。
除了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在孤儿院实施“儿童自治”与“人性照顾”外，他在1926年还创办了一份名为《小评论》的儿童週报。他带著两位成人编辑，一起广邀全波兰的儿童参与。他们和儿童讨论议题，也鼓励儿童发表文章，并让他们和大人亲手完成这份刊物。另外，他也担任儿童广播节目的主持人，鼓励儿童发声提问，并以尊重儿童为前提，和他们讨论如何解决问题。柯札克认为，儿童不是“未完成的人”，我们必须尊重他们，视他们为一个完整的个体，而唯有对儿童表示这样的尊重，大人与小孩才有可能展开平等的对话，并从中发展出无间的合作关系。
柯札克先生想要建造一个适合小孩生存的环境。他除了照顾这群无依的孩子得以衣、食、住无缺外，也给了他们最大的自由，和绝对的信赖。柯札克先生相信，只有孩子最了解他们自己，他们当然可以通过自身的参与和共同的讨论，去决定要如何发展自己，以及在共同生活的场域中，如何达成自治与自理。
这样的精神，直到1989年，才重新改写了人们对“儿童权利”的看法。
那一年，由联合国所颁布的“儿童权利公约”，不仅让之前的“儿童权利宣言”有了“法”的效用外，也让“儿童权利”的概念，由基本的生活保障，提升到“儿童不只是受保护的对象，也是行使权利的主体”。
我们可以说，这部“儿童权利公约”完整的继承了柯札克的血脉。柯札克的那些进步观点，让人类的历史有了跃进的可能。因为，儿童的生存权、发展权、受保护权、参与权自此有了民文规定，且因为柯札克精神的影响，使得世人体认到儿童不应该是成人的附庸，成人必须放手让儿童有“做自己”的权利。也唯有如此，成人与儿童才有可能在新的共生关系中，共创和谐的未来。
柯札克一生为儿童付出、奔走。年轻时，他是一位小儿科医师，也是一位教育者、思想家、儿童文学作家。中年时，他承接了两家孤儿院院长的职务，分別照顾犹太和波兰的战争孤儿、政治犯子女、以及贫穷无依的孩子。
柯札克曾说：“医生的职务在救命，教育者的职务在赋予儿童做为人的权利。”在辞去医生职务后，他继续照顾院童的健康，除此之外，就是穷一己之力，为落实儿童权利而努力。
除了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在孤儿院实施“儿童自治”与“人性照顾”外，他在1926年还创办了一份名为《小评论》的儿童週报。他带著两位成人编辑，一起广邀全波兰的儿童参与。他们和儿童讨论议题，也鼓励儿童发表文章，并让他们和大人亲手完成这份刊物。另外，他也担任儿童广播节目的主持人，鼓励儿童发声提问，并以尊重儿童为前提，和他们讨论如何解决问题。柯札克认为，儿童不是“未完成的人”，我们必须尊重他们，视他们为一个完整的个体，而唯有对儿童表示这样的尊重，大人与小孩才有可能展开平等的对话，并从中发展出无间的合作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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