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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月

第一章第三、四节(新世纪华文原创儿童图画书的主体间性及他者运作逻辑研究)

发布者:流云之鹰

 

 

 

(三)关于自我的想象与现实

 

尽管每一部文学作品中都免不了会有对“自我”的形塑和暗示,但在儿童图画书领域,“自我认知”类型的图画书一直是比较重要的出版方向,在3届丰子恺奖获奖图画书中,也至少占了近1/5之一的比例。“自我认知”类型的图画书有一个基本要点,那就是强调“自我”的区分性,或者说独特性。这一点,从获奖的几本“自我认知”类型图画书的表现来看,基本上还没有例外。但就其具体的呈现而言,还是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异。因为“自我”的形成,从来就离不开主体间性,没有主体间性,就不会存在“自我”,所以从“自我认知”类型图画书的微妙差异中,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主体间性的不同运作。


《青蛙和男孩》是唯一一本来自大陆的获奖“自我认知”类图画书,我们就先来看看它是如何表述这个主题的。该文本的主角有两个,或者说是两类,一是青蛙,一是小男孩,他们有一天偶遇了。小男孩模仿青蛙的动作,青蛙便误认为小男孩是它们失踪已久的王子,小男孩指出双方存在的种种不同,最后抛下青蛙跑走了说:“我不是青蛙,也不是王子,我就是我。”故事的结构很简单,内容也不复杂,但问题是什么呢?问题是,小男孩从一开始就没有弄错过“我是谁”这个问题。他一开始模仿青蛙只是好玩,当知道青蛙们误认后,又马上就说“糟了,他们弄错了”。所以,他从来都没认为自己是青蛙王子,而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人,根本就用不着通过青蛙来理解自己是谁。傻傻分不清的,只是一头热的青蛙们。但是,如果作为认同对象的小男孩根本就不存在“自我认知”的疑惑,那么又有什么必要来做这个自我认知的游戏呢?仅仅是为了测试他,让他再次为“自己是个人”这一点得到了确认而感到满足么?不仅如此,在另一边,真正存在“自我认知”疑惑的青蛙们,却被这个自知自信的小男孩教育过之后,便扔在一边不管不顾了。它们弄清楚小男孩说的话了吗?它们知道自己跟小男孩是不同的了吗?它们的王子最后有没有找到?所有的疑惑都被作者遗忘,成了黑夜中的晦暗之物。可是,真正需要关注的难道不正是青蛙们吗?从这些细节的矛盾中,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对于“自我认知”的一种主题先行式的应用,他并没有真正去进入到那种思考、体验的状态当中去,而是仅仅满足于一种图解式的展示说明,满足于自信自知的儿童主体朗朗地说出“我就是我”这句台词,但是那个“认知”的过程,那个疑惑本身却被这句成功的台词遮蔽起来,遗忘在了青蛙的王国当中。然而不止如此,倘若我们进一步地去思考,以这本图画书所设定的年龄阶段,以它用青蛙来做小男孩的区分性对象所体现的主体所处逻辑时刻,“我就是我”这句台词背后所蕴涵的主体认同的哲学面向,会是它所服务对象所在的面向么?以青蛙作为主体区分的对象,表明该主体处于类群认同的阶段,也就是说,处于认同自己是一个人,是和自己的爸爸妈妈相同的人的阶段。你要问处于这个阶段的儿童,你是谁?他的回答一般不可能是:“我就是我!”而会是:“我是某某某”。他的名字就代表了一种族群的认同,一种证明,证明了他是爸爸妈妈的孩子,是和爸爸妈妈一样的。作者混淆了这两个阶段,或许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,幼儿的心理状态对于创作者而言的晦暗不明,于是只能主题先行式地去模仿、去靠近。这既是现实,也是遗憾


与之相比,《进城》和《想要不一样》都存在着主体对“自我认同”的无知或疑虑,它们都将主体带进了那个充满矛盾和迷惘的场域中,并且让主体去直面这个场域,去寻求突破的可能性。从年龄阶段而言,《进城》面向的是更年幼一些的儿童,因此就显得更为单纯一些;而《想要不一样》则面对更年长的儿童,他们被社会化的程度更高,也因此心理和行为上就显得更为复杂和微妙。


《进城》的故事脱胎于古代寓言,那原本是一个讽喻性的故事,但作者通过赋予儿童一个昵称性的名字、加大他们思索和烦恼的篇幅,并将抬驴失败的结局改为成功解决矛盾的大团圆结局等手段,驱除了原故事的讽喻成分,使之成为一个励志性的寓言。通过这样的改写,古代威权的、劝谕的、上位式的教育范式便转变成为了现代导引的、体验的、等位式的教育范式。但恰恰是作者这个原创的、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,反而暴露出了作者自身在范式转换上的不彻底。姜太公的形象——它笑而不语、让人顿悟的效用,成为了另一种威权的、劝谕的、上位的象征,而小虎子父子俩原本可以表述得更清晰的启悟,则为了配合这种“拈花一笑”式的开示,被刻意地神秘化了。于是,在这一刻,读者便从小虎子父子的身上被抛开了,而这种抛开的目的和效果,就是要让读者去探寻、去认同姜太公的“开示”所蕴涵的秘密。于是,这最后的领悟便成了他人启示的结果。其实,小虎儿和他爹落水的场景本身便是一剂启悟的良药,该故事所本寓言的讽喻性也便正寄寓于这个可资启悟的荒诞性中,倘若小虎儿和他爹是通过这段经历而自行领悟这个道理的,那讽喻性便会不复存在,而余下一种“自我认同”的肯定了。那样,至少如果没有姜太公的榜样,我们也不是只能深陷迷阵了。


童嘉的《想要不一样》则更真实地表现了“自我认同”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困境。在这个文本的世界中,“自我认同”并不单纯是无知的被遮蔽状态,而是体现为权力场域下“自我认同”的被迫退缩。主体对“我是谁”,“我想要什么”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一无所知(当然也不能说是全然清晰),但由于社会文化规制这个大他者的存在,他对自我个性、自我认同的追求被压抑了。在这里,自我认同就并不仅仅是个认知性的问题,而更是一个践行性的问题。倘若认知与实践不统一,知与行相分离,自我认同也就无法最终完成。童嘉的这个文本所反映的便是该阶段所面临的困境。在该文<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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